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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精神代代传 ——随周秉宜感悟周总理的革命家风

2017-12-29 09:41:33彭峰 魏兴谷 来源:三明日报  责任编辑:蔡晓卿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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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宜一行走访中央红军村——永安小陶石峰村,向红军墓敬献鲜花。

参观永安洪田马洪村红军标语博物馆。

永安书法家向周秉宜老师赠送书法作品。

●三明日报记者 彭峰 三明日报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文/图

有一种精神,从血雨腥风中走来,在历史的长河里,沉淀为中华儿女无私奉献的意志;有一种家风,从风云激荡中突围,在文化的长廊里,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结晶。

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红色精神弥足珍贵;对于家族来说,这种革命家风堪称瑰宝。12月21日至23日,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宜、侄女婿任长安,在永安市与当地文化工作者一道,观摩红色文化遗址,感悟周总理的家风,研讨红色精神传承。

周秉宜到访的缘由

周秉宜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三女儿,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她的爱人任长安,现为《中国智库网》顾问。

周秉宜自小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前后将近20年。如今,她主要在家中潜心研究周家家族史和周总理对“封建家庭”的革命实践,除必要的实地考察、调研外,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次,应永安市燕城爱心协会会长万曲的邀约,她和爱人一起来到永安市,讲述周总理的家风,考察、调研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据万曲介绍,周总理的生母名叫万冬儿,祖籍是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向塘镇合熂村,而万曲也出生在合熂村。许多年前,合熂村的万家人,为了修族谱,找到了定居于江苏省扬州市的万竞成,并从他珍藏的族谱上得知,周总理竟是万竞成的表哥。2015年8月,周秉宜和爱人任长安一起到合熂村的万氏宗祠祭祖时,结识了万曲。

周秉宜从万曲那里得知,2005年5月15日,永安市燕城爱心协会成立,10多年来,持续开展助残助老、助学助病、爱心支教、美化环境、捐书捐衣等志愿服务活动,使困难群众真切感受到民间普通人群的关爱,缓解了痛苦和压力,重拾起生活的信心。在周秉宜看来,这种文明善举,正是对红色文化中无私奉献精神的一种诠释,是契合新时代下红色精神传承的具体行动。

周恩来与三明之缘

周总理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三明这块红土地上,也留下了周恩来的战斗足迹。1932年10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发起建黎泰战役,连克建宁、黎川、泰宁3座县城,10月18日,红军攻克建宁,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率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中革军委进驻建宁,周恩来、王稼祥率总政治部驻在建宁县城县衙小白楼办公,楼上东侧前部大间为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12月底前往黎川。1933年7月中旬,周恩来、朱德由江西重返建宁,指挥东方军在宁清归作战,8月18日,到泰宁指挥东方军在将乐、沙县、顺昌等地作战。10月还在泰宁倡导开展城市“清洁卫生周”运动,带领总部工作人员、红军医院的医生、护士及城区群众共数百人上街打扫街道,疏通沟渠。11月,在建宁主持召开部分红军领导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并与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张纯清、刘伯坚、李克农、滕代远、袁国平合影留念。12月12日,闽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建宁文庙召开,周恩来为大会作政治报告。1934年1月4日,周恩来回到瑞金。

综合永安市地方党史研究者的观点,关于周总理与“永安”的缘份,现今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和“永安”之名的缘份。据史料记载,1931年4月下旬,由于中共党内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导致党的中央机关面临巨大灾难。这年5月的一天夜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紧急撤到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953弄的永安里44号避难。2014年,永安里44号,作为周总理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被确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而在永安里这条弄堂内,还有一处住所,曾是中共六大后中央秘书处文书科设立的一个文件阅读处,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彭湃等人,都曾到那儿阅读文件,指导工作。

第二种是和“永安”之地的缘份。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除毛泽东、朱德外,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穑(即王稼祥)也具名签发了这份宣言。据《永安革命斗争回忆录》的记载,1934年7月间,为落实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九军团为护送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过闽江,曾途经永安城周边的几个乡镇。

第三种是和“永安”之人的缘份。位于永安市洪田镇马洪村的逢源堂,最早是廖氏祖屋,1934年8月,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进入永安洪田,将师指挥部设于此。现今,这里还完好地保存着200多条红军的标语、漫画。其中,在逢源堂正门内的大厅右侧墙壁上,还留有一条“共产党十大政纲”的宣传标语。这“十大政纲”是在中共六大上通过的。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为贯彻落实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做了大量工作。而那条保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则是红军在当地宣传贯彻中共六大会议精神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时代,为保留下这些红军标语,当地群众付出了很大代价。

革命家风历久弥新

在与永安市文化工作者座谈时,周秉宜深情回顾了在周总理身边的生活,与大家一同感悟周总理的革命家风。

“总理对我的教育,就是要让我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周秉宜说,周总理不光对她是这么要求的,对所有周家人都是这样要求的。周秉宜还记得,周总理曾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封建家庭有很多坏东西,而我就是要带领你们投身无产阶级,走一条革命的道路”。也正因此,“总理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个普通百姓,所以周家人打小就没有所谓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从来就没有。”周秉宜说。

“从记事开始,诸如‘你们小孩子没有为人民做过贡献,没有资格坐公家的车’之类的教诲就不绝于耳,总理和七妈自然是关爱我们的,但这份爱,也是严格的。”周秉宜说,在西花厅生活的孩子们,必须守规矩。主要的规矩有:不能喧闹,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周总理和秘书们的办公室不能随便进,不能享有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西花厅的保密规定十分严格,对待小孩也不放松。周秉宜回忆,一天晚上她正和伯母在客厅聊天。这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进来,请邓颖超审看总理的保健食谱。邓颖超马上停止了同周秉宜的谈话,并请医生到她书房去谈。后来,周秉宜才知道,一般周总理的餐饭都是西花厅的厨房来做,保健医生开具食谱,多半与周总理的身体微恙有关,而那是绝对需要保密的。

周秉宜说:“作为孩子,最大的‘特权’就是,在我七妈(邓颖超)的允许下,可以走到总理办公室的门口,给他递个纸条,提醒他休息片刻。”按周总理的规定,家里的小孩子上了小学,就不能再在西花厅吃饭,必须去吃大食堂。周秉宜记得,她上小学的那年9月,总理的卫士长发给她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给了她两毛钱,让她和哥哥一起到国务院第三大食堂打饭吃。从那以后,除了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外,无论刮风下雨,她都是到大食堂打饭吃。

“放学后,有空的卫士叔叔,会租一辆三轮自行车来接我们,租金是由‘七妈’支付的。要是没人接,我们就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偶尔,我们还会花上几个小时,走路回家,把省下的钱,用来买糖吃。”周秉宜笑着说,“周总理从不干涉他人的决定,他只给人讲清楚道理,然后让人自己选择,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自主选择的习惯。”

据周秉宜回忆,1964年,周总理专门以开会的形式,跟周家第二代年青人讲家史。在教育子侄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首先念念不忘的是要孩子们扎根基层,去做工人、农民,去当兵,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积极响应国家的召唤,起模范带头作用。果然,在周总理夫妇的动员下,子侄们纷纷投身农村、军营和工厂,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汗水。

家风建设,要见红色精神

此行,周秉宜与爱人任长安,先后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洪田镇马洪村,考察了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

在小陶镇石峰村,他们走访了小陶战斗遗址红军纪念亭、北上抗日先遣队石峰村驻扎点瓦窑头厝、石峰纪念馆等地,被当地人对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行为所感动。周秉宜还在石峰纪念馆大厅的留言簿上写下了“永远的红军”的签名。

在洪田镇马洪村,他们参观了中央红军标语博物馆。这里主要依托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逢源堂”和红军医院旧址“作求堂”内原有的红军标语的基础上,设置了8个展厅、7个主题来进行布展,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纲领,以及同人民群众割舍不断的血脉情感。

周秉宜说:“保护红色文化遗址,可以让后人接受红色精神的教育,同时再把这种红色精神的教育,贯穿到我们的家风建设中,就能让这种宝贵的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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