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代销岁月

●董美娟

星星一样明亮的供销社，坐落在拔口伐木场篮球场正面的高坡上。长长一溜柜台，只一个店员。左边无序地摆放着食盐、酱油、海带、咸鱼筐、萝卜干、酒坛子等，地板终年潮湿，散发着咸臊异味；另一端地板干燥干净，萦绕着浓郁的樟脑丸香气，各色布匹齐整地摆放在枣红色木制柜台上；中间是百货，只要你掏得出钱，隔着玻璃指点，定能让你满意。

后来，为方便群众，在人民公社各大队的一些小队也设了代销点。1977年深秋，母亲成为清流城关供销社枫林代销店代销员。为便于经营管理，代销店开在家里。初设在厅堂右房，两个老式货柜，商品10来件，盈利几乎为零。登门最多的是小孩，喊着买一颗小糖果。母亲每日里尽为这忙活，尤其是正午，最伤脑筋；再是，一家人正围桌吃饭时，常有人经过厅堂来买半斤盐巴或一盒火柴。即便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也没有理由拒绝——来者皆为邻里乡亲。每每，母亲迅速取来碗筷客气地拖他们入坐吃饭，父亲则颇为不悦，一时间代销店成为家里的累赘。右拔三村人口稀少，购买力低下。生意离“兴隆”二字还差十万八千里。次年，代销店移至厅外杂物间，这样买东西的人就不用出入厅堂了。父亲用一块长方形木板写上“城关公社拔里大队枫林代销店由此进”钉在大路旁的电线杆上。经过半年摸索，代销店商品渐渐多起来。

糖、食盐、酱油这类计量货物，销售每百斤可享受运费补贴2.5元，销售一条香烟提取手续费0.2元，销售每瓶酒、醋提取手续费0.2元，另外还卖饼干、味精、电池、电珠、毛巾、口杯、牙膏、牙刷、草帽和解放鞋等，可售商品有几十样。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认真盘点，记录计算商品的数量和价格。始有微盈。

第三年夏末的一天，母亲突然将两件减价的红色“的确凉”摆在我和二妹面前，同龄人见了都对我们报以艳羡的目光。

母亲精打细算，经营灵活，代销店成为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

山里人习惯抽土烟，0.5元一包20支，方便实惠。母亲就去湖村向人学习手工卷烟，学成买了卷烟器回来。母亲用一根铅笔大小的钢筋和整打的烟纸，三下两下便成就两支连在一起的烟。剪断，装袋，上架即可销售。手工熟练了，母亲自制卷烟器，一次卷三支。后来，母亲手里那根钢筋更长了，一次可卷烟五支了。于是，二妹常常被母亲差去湖村买烟丝。听说连城烟丝又好又便宜，二妹就去连城买，她说进出连城要巧妙地躲过几个关卡。

山村人口稀少，生意较冷清。一人守店，有不少空闲时间。多年来，母亲梦寐以求有一台缝纫机。但计划经济的物资供应是要凭票购买的。终于，在一个隆冬，以抽签的方式，母亲幸运地得到一张缝纫机票。

于是，母亲一边看店一边自学裁缝。先免费替人做，待人家穿着舒适了，母亲才对上门裁衣的乡邻开口要工钱。

小店在竹园搬了四趟，最后搬到大路边。父亲和小妹种地兼进货，母亲边守店边缝纫。当地的小火车轨道拆除后，大汽车飞驰，进货反而不便了。踩单车，40里，返程稍微上坡，载重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父亲说：体力不支了，路上要歇好几次，有时还得在路边躺一会才能缓神，救心丹随身带着。唉，山里人赚钱不易！为方便乡邻及外来顾客，母亲收藏的赊欠账薄摞了半尺高，被赊欠的钱物年复一年。一些外来工和小包头竟挖空心思跑账。有的乡邻手头紧时来赊账，手头松了却到别处去买。

枫林，在我小时候，村边路旁溪头有几十棵粗壮高耸的枫树。一晃三四十年，现在仅存枫树一棵，孤零零地站在村桥头，经林业部门考证并钉上予以保护的“百年古枫”牌子。

“家里的小店开了几年？”我问。手机传来妈妈激动的回答：“刚好20年，你忘啦？我们还开了大店啊！在拔口呀！后来城关供销社收回那个店了！没生意啊。”我记得，拔口的大店盘过来时，《春天的故事》已唱遍祖国大江南北，也唱进了山村。伐木场篮球场正面的供销社，渐渐失去了它的光彩，无数个商店在山村盛开成了又一组新星。

父母经营20年代销店，养大了一群儿女。小弟经营10年网店，在翔安一次性为父母和自己各买一套住房。父亲说：“国家为农民免征农业税，农民就为国家缴纳工商税！”后来，小弟驾着凯迪拉克带父母去看海，风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