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一教师劝架被砸伤 患精神抑郁自杀

四年前，小斌（化名）是我市某县的一名乡镇中学教师。他在值班时间，因劝阻学生小马（化名）的一起打架事件，被围观的学生小州（化名）用石块砸伤。在之后的治疗期间，他又患了精神抑郁症，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斌的妻子小程（化名）认为，丈夫的自杀应当认定为工伤。但是，《工伤保险条例》的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自杀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于是，小程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走上了一审、二审、再审的漫漫维权路。3月22日，三明中院的再审终审判决，支持了她的诉讼请求。在妻子看来，丈夫的自杀，是缘于遭遇了一场抚慰不及的心伤，但蹒跚而来的正义，足以告慰逝者和生者的心伤。

案件回放：意外伤导致的心伤

2012年3月20日18时许，小斌照例在班级里值班，督促学生学习。突然，在班级的角落里，学生小马与学校巡视人员争执起来，且迅速演变为打架行为。

小斌急忙赶过去，准备将正在打架的学生小马拉开。不曾想，围观的学生小州顺手拿出一个石块用力抛出，击中了小斌的嘴部。小斌随即瘫倒在地。

小斌被送往县医院治疗，一个月后才伤愈出院。然而，身体上的伤虽然治愈了，精神上的伤却逐渐暴露出来。

小斌在住院时，经常出现失眠多梦的症状。当时，他的妻子小程以为是被砸伤时受到了惊吓，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可是，出院之后，这种情况却越来越严重。丈夫经常处于精神焦虑、抑郁的状态，常常回想起被伤害情形，夜间失眠多梦，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同时也影响到了他的正常工作。鉴于小斌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已无法担负正常的教学工作，学校同意他停工留薪。

随后，小斌辗转去市级、省级各大医院接受治疗。医生的诊断结果显示：小斌出现了“被殴打后应激障碍”，建议予“开药、防消极、预约住院”处理。

可是，悲剧还是发生了。在停工留薪的第99天，小斌准备前往省立医院治疗，结果却在车站走失。其家人急忙报警，四处寻找。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找到，经县公安局法医鉴定为自杀。

案件审理：工伤与非工伤之争

小斌去世后，其就职的中学向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小斌在学校值班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为工伤。与此同时，小斌的妻子小程也向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小斌的死亡视同工伤”。

县人社局认定了小斌在值班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为工伤，但未认定小斌的死亡为工伤。县人社局称，经县公安局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法医精神病鉴定文证审查意见书》中，虽然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小斌生前精神状况与2012年3月30日被殴打事件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不能证明或认定小斌的自杀行为系该精神状态引发的扩大性自杀，况且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对于小斌的自杀行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小程则认为，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但是该规定指的是并非工伤引起的“自残或者自杀”，而小斌的死亡实质上并不符合该规定。于是，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销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并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这一案件在审理时，小程与人社局的法定代理人，围绕“小斌的自杀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一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一审、二审时，法官从法理角度和举证事实考虑，作出小斌自杀不应认定为工伤的判决。

再审判决：这起自杀也属工伤

小程不服一审、二审判决，于是向省高院提出再审申请。案经复查，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三明中院再审此案。

案件再审时，小程认为，丈夫是在遭受工伤后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致使病情加重而导致的死亡，完全属于因工伤而导致的死亡。并且《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专业结论认定小斌“生前精神状况”完全由于工伤导致的结果，结合司法鉴定的结果显示，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小斌在产生精神障碍后还受过其他伤害，也无证据证明小斌受伤前有精神疾病，应认定其自杀的精神状态是由于其嘴部受伤引起的。在该精神状态下，小斌的自杀行为与其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存在因果关系，应认定为工伤。

法官认为，“自残或者自杀”不认定为工伤，主要是考虑自残和自杀与工作没有必然联系。这种情况中，职工本人对自己的死伤存在着主观故意，将其认定为工伤，有悖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和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根据现代医学知识表明，小斌的自杀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及抑郁的可能演变结果之一。该种情况下诱发的自杀，是患者精神障碍影响下的病态自杀，这与《工伤保险条例》中工伤排除的“自残与自杀”中的与工作没有必然联系的故意自杀显然不同。对工伤直接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诱发的自杀，是工伤伤情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认定该情况为工伤符合立法精神。

最终，法院依法做出判决，责令人社局就小斌的死亡作出工伤认定。“小斌是带着绝望离开的，法院的公正判决，让我和他可以心安了。”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小程悲喜交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