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一张40年前高考准考证背后的故事

邓衍森珍藏着自己40年前的准考证
    

你知道40年前的高考准考证是怎么样的吗？

6月9日，在三元区文化宫，恢复高考的第一届高考生——三明一中退休老师邓衍森小心翼翼的从档案袋里拿出他珍藏至今的准考证：这张被40载岁月浸染的准考证微微泛黄，相较现在的准考证显得非常简单，上面只有编号、报考学科、姓名、性别和一张黑白照片。

准考证本身没有过多的信息，但却见证着那个时代的人们，为改变自己命运所付出的种种拼搏和努力。去年，他的这张精心珍藏的准考证还获得了我市“五老”珍贵家庭档案评选活动三等奖。

拉着板车备考大学

“那时，我都30岁了，农民当了9年。成了家，有了孩子。考还是不考？”回忆当年，邓衍森很感谢自己有个好妻子。

如果考上，求学期间，养家糊口的重担就得压在妻子身上。他只是农民，不像一些国营工人考生，能带薪求学。而想考上，又谈何容易？“那届高考参加考试的考生有五六百万，只招收二十万，入取比列是二十多比一，说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不为过。”

“考不上就考不上，有什么关系？再说，成天拉板车有什么意思？”邓衍森的妻子特别鼓励和支持他。在她眼里，丈夫是个读书人，就该去读书。

邓衍森是“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在回三元区城东大队务农前，高中快毕业了。没法继续读书，他只好以好好收藏课本来纪念已逝的学子生涯。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在家人的支持下，蒙尘的课本终于回归书桌。邓衍森说，自己白天拉板车，晚上埋头苦读，靠的就是一股对读书的热爱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

拿到准考证，就意味着就要上考场了，邓衍森的妻子说，自己反倒比丈夫要紧张得多。

1977年的高考在11月份开考。“当时考试时可以说非常热闹，敲着锣打着鼓送我们去考试。”邓衍森描述当时去考试的场景十分地有时代气息。读书光荣，那是一种怎样的自豪感！

改变人生的是高考，更是知识

“那一年，城东大队就我一个考上了。”邓衍森没想到自己在而立之年，能美梦成真。

在考场，邓衍森发现考场的考生年龄差异非常大，有“老少”之分，老的基本是“老三届”，少的是朝气蓬勃的应届生；有职业之分，学生、在农村务农知青、选调后的工人、干部……形形色色；也可以按是否婚配，当时结婚多年的邓衍森，就被朋友戏称为“老干部”。

到三明师专报道，邓衍森发现班上的同学不仅年龄差异大，而且居然来自天南地北，市区的学子就他一人。但所有人的共同点就是，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象牙塔学习机会，卯足劲学习。毕业那年，班上有七八个同学考上了研究生。邓衍森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同学，上学前是个锅炉工，得知自己考上研究生，激动得开宿舍门时插钥匙用了五六分钟，双手颤抖不已。

改变人生的不仅是高考，更是知识。那种学习精神，还有随之带来的丰富知识储备，成为他们人生之路的强大助力。“我们班在各行各业都有能人。”邓衍森特别自豪，他自己也荣获过全国教育系统的劳动模范。

让他自豪的事，还有当年高考成功后，激励了周围的人。许多像他当时顾虑这、担心那的人，也下了决心去拼一把，给自己一个机会。“我的一个同学，直接把我的整套复习资料拿去。”邓衍森说，这个同学也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在三明一中一起教书育人。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邓衍森的父亲在民国期间当过教师，他自己从师专毕业就进入三明一中教书至退休，他的女儿如今也在三明一中教书育人。三代人都是教书先生，邓衍森说，还真挺巧的。

讲讲高考那些事，作为教师，他们可讲的就多了。1994年邓衍森第一次带学生参加高考。面对当时一些“读书无用论”、“读书不如做生意”的不良社会风气，他常常用自身的经历激励学生。

2000年，邓衍森的小女儿要参加高考了。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熟悉高考的他，在学习方法上、考试心理调节给了女儿很大的帮助。如今，邓衍森大女儿的孩子也高考高中，成为一名大学生。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现在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邓衍森很欣慰。“知识要有，也要有文化”。退休后，这几年，他用自己所学，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挖掘三元本土文化上，加入三元区非遗协会，深入社区、学校宣传，希望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辈读懂三元，传承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