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李双双”——杨秀金

当年，杨秀金是明溪县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

1964年2月，杨秀金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标兵”称号。

杨秀金带领妇女耕山队种出千亩果园。

东南网三明11月15日讯（通讯员 江月兰）性格泼辣，爱集体，爱管闲事，“李双双”作为新中国农村新女性的形象，家喻户晓。当年明溪出过这样一位乡村好干部，她就是被誉为福建“李双双”的杨秀金。

“这些是我母亲生前获得的奖状、奖章，这份《福建日报》上刊登了她当年在全省农业先进会上的发言。”10月29日，杨秀金的儿子黄思和向记者讲述起了母亲的故事。

农业生产的排头兵

黄思和回忆，母亲杨秀金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白侯乡通义村，家庭贫困，丈夫病逝，22岁的她背着1岁的女儿逃荒到了宁化县泉上公社（现为泉上镇），不久，女儿因饥饿身亡。

明溪盖洋公社（现盖洋镇）离泉上仅10多公里远。黄思和说，父亲黄心明是盖洋公社葫芦形村人，前妻因病离世。经人介绍，杨秀金嫁给了黄心明，婚后生了哥哥和他。哥哥6岁那年得了重病，因家里穷，乡村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哥哥得不到及时救治，离开了人世。

黄思和曾听母亲杨秀金说，1950年，她带头参加农民协会，1951年任盖洋公社杨地村妇女主任，与土改工作队一起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1953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盖洋公社大力发展养猪产业，杨秀金被任命为杨地大队养猪场场长。她带头饲养母猪近100头，小猪300余头。每天，她带头组织大伙儿精心地喂养猪，细心冲洗猪圈。她还到县里学习动物防疫知识，在养猪场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各种养猪宣传知识手册、动物疾病防治药品和针筒等。每天一大早，她都要在猪舍巡上一圈，认真地观察每头猪的健康状况，遇上猪精神状态不佳或厌食，便自己动手给猪喂药、打针，病猪很快又活蹦乱跳了。在她精心管理下，养猪场每年生猪出栏达2000头以上。

1961年，杨地大队与温庄大队合并，杨秀金被选任为温庄大队妇女主任。她组建耕山队，带领妇女们发展种植业，开发万宝山，种桃、李、梨等各种果树上千亩。

杨秀金任劳任怨，视耕山队为家，带领妇女们做好果树管理，每年卖出大量水果，促进了村财和村民增收，她成了明溪县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

1964年2月，杨秀金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标兵”称号，被誉为福建“李双双”，并出席全省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她在大会上发表了朴实的感言，3月19日《福建日报》刊登了她的发言全文。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向杨秀金同志学习，做一个“李双双”式的好干部、好社员。

至1973年，杨秀金任村妇女主任23年。学习犁田、插秧，代表公社参加县里比赛，推广化肥使用，改串灌为轮灌，单季稻改种双季稻……她事事带头先行先试，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爱管闲事”的女干部

“母亲性格直率，爱管‘闲事’，看到村民做损人利己的事，她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指正，父亲常常说她是个‘得罪人的主’。”黄思和曾听父亲说，当时，大厝生产队的富农黄益智爱占“便宜”，偷藏了生产队的铁耙，社员对他意见很大。1964年春天，黄益智建新房，把紧挨着的2分多生产队的地占去做晒谷坪，还挖了口水塘。一天，杨秀金去砍田塝时正好发现，想立刻上门去教育黄益智，女伴林森兰对她说：“那是集体的地，生产队长和乡干部都不管，你何苦去得罪人？”杨秀金说：“如果那地是你家的，你会不会有意见？”“要是我自己的地，非和他打官司不可！”林森兰回答。“这是生产队的地，大家都有份，今天黄益智占一块，明天别人又占一块，怎么办？集体的利益要靠大家维护，只要站得稳，立得正，为大家办事，怕他什么？”杨秀金说。收工时，杨秀金专程去找黄益智，对他摆事实讲道理，要求他把水塘填回去，把田恢复原样。黄益智当时口头答应了，却迟迟不动手。杨秀金一连上他家三次，终于感化了他。

“县交通局车队驻在盖洋公社葫芦形村，专门从事搬运山区粮食。车队干部李德新养了一头母猪，又大又凶，不但把周边田里的油菜吃了个精光，还把刚插下去的地瓜苗也给糟蹋了。生产队长给李德新提意见，要求他把猪关起来养，他不但不听，还说起风凉话，气得社员准备拿农药毒死他的猪。母亲知道后，连忙上门制止，还找李德新说理。父亲骂她多管闲事！她却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大队干部，我不管谁管？只要损害集体的利益，我就要管。为了这事，母亲和父亲还大吵了一顿。父亲自知不在理，只好不再说什么了。但是，李德新一会借口说没木料，一会又说没地方关，一直拖了几个月。母亲上门跟他做了几次思想工作，每次，他都虚心接受，但坚决不改。生产队的干部敢怒不敢言，直冲着母亲发牢骚。那一次，母亲告诉李德新，村里群众意见纷纷，再这样下去，他将在村里站不住脚。李德新终于把猪关了起来。”黄思和回忆。

杨秀金崇尚科学，反对迷信。1963年5月4日夜里，她被村里的狗叫声惊醒，听到妇女的哭声，急忙起床，顺着哭声找去，发现村民黄思兴的女儿高烧不退，他的妻子吴友英急得哭了。杨秀金一边安慰他们，一边为孩子做物理降温。第二天一早，吴友英叫村民李宝莲帮忙找来巫师，杨秀金得知后连忙劝阻，告诉他们不能因迷信耽误孩子看病的时机，她叫李宝莲下田去干活，自己一路小跑到五里外的杨地村请乡村医生，并给公社卫生院打电话，请梁医生前来会诊。一切安排妥当，她才挑着化肥下田去。中午，她一回到家，便跑到黄思兴家看望他的孩子。得知孩子打针吃药后，高烧已减退，她才放下心来。吴友英拉着她的手感激地说：“多亏了你帮忙请医生，否则孩子就有生命危险。”

李宝莲是地主的女儿，爱打扮，家务事样样不会做。婚后，夫妻俩动不动就吵口打架。她读过高小，识得一些字，在村里的小学任教，但她不好好教书，村里只好另请了老师。她失去了工作后，夫妻俩矛盾更大，吵得更加厉害。杨秀金从中调和几次，但都不见效。

该怎么办呢？劝他们俩离婚？都说宁拆十座庙，也不拆一桩婚！得想办法改变她的陋习。

杨秀金一有空就到李宝莲家教她做家务、带孩子，还带着她一起下田劳动。李宝莲娇生惯养，从没干过农活。每次，晒会儿太阳就叫苦连天，教她耘田，不是锄断了禾苗，就是铲到了自己的脚，气得她扔了锄头坐在田埂上生闷气。每次，杨秀金都耐心地安慰、鼓励她。

春天到了，村里开荒扩大种植面积，杨秀金上门叫她，李宝莲本就不打算去，自然没有做好带饭菜的准备。杨秀金帮她装好饭，催她换衣服，连哄带拖把她一起带上。

在田间劳动，杨秀金每次示范后，手把手地教她，一来二去，李宝莲渐渐地掌握了犁田、插秧、耘田、割稻子等一些农活的诀窍，爱上了干农活。1963年，她居然挣得了809个工分。李宝莲变得勤快了，也学会洗衣做饭。看着她将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家庭也渐渐和睦了，杨秀金感到格外欣慰。

“吝啬”的管家婆

杨秀金家里有6口人，没有小孩拖累，出工多，1963年，全家分到口粮3940斤，现金661元。她精打细算，过春节只花去了61元，她把剩余的600元存入了信用社，准备第二年建两间新房。可是，她发现生产队没有谷仓，农具和肥料都不足，她决定将钱借给生产队。可话还没说出口，亲家华其云得了急性阑尾炎送医院准备开刀，只好拿出300元钱帮助他。那时，正好大队党支部号召社员投资投劳，力争旱年不减产。杨秀金第一个响应，把剩下的300元交给生产队买肥料。在她带领下，全大队的干部、社员纷纷拿出积蓄，向生产队投资。

“肥是农家宝，猪是聚宝盆。”杨秀金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她说，山区人少地多，养猪是解决肥料问题的最好办法。1963年，她家里养了大大小小10头猪，全年为生产队无偿提供300多担农家肥。在她带动下，全村共养了46头猪，一年为生产队集到了1300多担肥料。

“母亲对待公家很大方，但对自家却‘吝啬’。”黄思和回忆。1966年，他与浙江姑娘华笑芬结婚时，母亲要求一切从简，将一张旧床重新涂上一遍油漆后作为他们的婚床，家里唯一的新家具就是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夫妻俩没买新衣，更没请客，甚至连包喜糖也没买。

儿媳生孩子时，邻居劝杨秀金请酒，她说：“添长孙是托大家的福，满月时请大家吃红蛋就行了。”

那年，黄心明50岁生日到了，好友王月金对杨秀金调侃说：“你过去受了许多苦，现在苦尽甘来，有儿有孙，这回该为丈夫做生日请客了吧！”她却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共产党领导得好，我们走集体化道路得来的。党教导我们要勤俭持家，我办酒席请客，人家就得包红包，这是在增加他人的负担，这些封建老习惯早该废除，一个共产党员也来那一套，还怎么叫别人移风易俗呀！我的钱要用在刀刃上，该花的钱，再多我都愿意！不该花的，我一分钱也不花！心明做寿，我杀只小母鸡给他吃就可以了，请客办酒浪费钱、浪费工，我看就免了！”

1974年，杨秀金调任盖洋公社林场当场长，她组织了93名妇女在盖洋村周家的后山建起“盖洋娘子军林场”。54岁的杨秀金带领妇女们在山上搭建草棚，安营扎寨，开垦荒山15公顷，种植茶叶和柑橘，还在山顶建起蓄水塔，开辟机耕路，建成了盖洋公社最早的茶果基地。

1980年，60岁的杨秀金当选为明溪县首届政协委员。也就是那年，她告别了林场回家养老。但她退而不休，积极开展“传、帮、带”工作，先后培养了3位女青年担任村妇女主任，她还经常和年轻妇女谈心谈话，为女青年解难释疑，探索总结农村工作方法。

几十年如一日，杨秀金积极带头开展农村工作，当好妇女干部的排头兵，她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福建省三八红旗手”、“三明市优秀共产党员”、“明溪县优秀共产党员”、福建省和三明市“老有所为先进个人”、“明溪县五好家庭”等称号。

2003年3月，杨秀金因病去世，享年83岁。